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今后几年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党中央之所以对消费高度重视，一方面是由消费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当前我国的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不协调状况决定的。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必须千方百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努力构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一、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仅明显偏高，而且，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长期投资率偏高的结果），国民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1、我国经济增长高投资依存度的主要表现
　　
　　（1）投资率大大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世界各国。建国后，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呈上升态势，越来越高于国际一般水平。我国投资率“六五”时期为34.5%，“七五”时期为36.7%，“八五”时期进一步上升到40.3%，“九五”时期有所下降，但仍高达37.6%。进入21世纪后，投资率又一路走高，从2001年的38.0%一直攀升到2005年的43.4%，整个“十五”时期，投资率年均高达41.2%。我国的投资率不仅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而且还大大高于与我国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世界其他国家。据统计，1960-2002年间，马来西亚的投资率为26.0%，泰国为27.7%，印尼为21.5%，巴西为21.0%，墨西哥为21.7%，而同期我国投资率为37.3%，高出同等发展水平国家10个百分点以上。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长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偏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偏高。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较高，有时甚至是严重偏高。“九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2%，到“十五”时期则已经上升到20.2%，增速几乎提高了一倍。而199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竟高达61.8%。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反复引发经济过热问题。二是生产单位GDP所需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比如，我国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从“六五”时期的1.8亿元上升到“九五”期间的3.62亿元。“十五”时期虽略有下降，但仍高达3.55亿元。
　　
　　（3）消费率大大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世界各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总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已经从1981年67.5%下降到2005年的52.1%，下降了15.4个百分点。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政府和家庭消费）在78%左右。可见，我国消费率是严重偏低的。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一路走低，从“六五”时期的52.2%下降到“九五”时期的47.2%。而200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8.2%，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
　　
　　（4）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的依存度不断增强。由于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偏弱，加之宏观政策的诱导（国家政策的重点是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拉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和出口越来越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手段。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GDP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且二者呈明显正相关关系。比如，1992年和1993年我国GDP分别增长14.2%和14.0%，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同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44.4%和61.8%，也达到同期的历史最高点。而1999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5.1%，经济增长率也降到了同期历史最低点7.6%。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
　　
　　2、我国经济增长高投资依存度的主要后果
　　
　　国民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成本，还导致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失衡，使经济运行处于不良循环之中。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投资增长过快造成生产能力低水平过剩，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从宏观上看，由于投资体系和管理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活动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盲目投资和无效投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并且随着投资率不断攀升和消费率持续走低，投资效率越来越低。据商务部2006年调查显示，国内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大于求的占到71.7%。在生产能力普遍出现低水平过剩的情况下，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还加剧了产业结构不协调。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一些高耗能行业的过度投资，拉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高速增长。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2）投资效率低下，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难以转变。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使我国的资源环境日益紧张，还助长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呈现不断下降态势，从1995年的0.63左右下降到2005年的0.25。这里虽然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实现的。
　　
　　（3）投资冲动难消，经济过热风险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无不和投资膨胀有着密切关系。1988年，在全国追求提前“翻两番”的热潮中，投资迅速膨胀，并引发全国经济过热。当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1%，而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创20世纪80年代之最。1992年，我国再次出现投资热潮，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6%，1993年又进一步上升到50.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导致物价一路走高，到1994年物价涨幅已高达21%，再次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2003年以来，我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热。
　　
　　（4）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增长过高地依赖外贸拉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的一个引致结果。投资的过度膨胀，压抑了居民消费需求。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扩大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统计表明，1980-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而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一路蹿升，到目前已经远远高于发达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水平。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达到51%，2006年进一步上升到65%。随着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和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我国出口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案件明显增多，对外贸易摩擦更是进入“高发期”。据统计，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到2005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被反倾销立案473起[1]。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二、充分认识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
　　
　　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充分论证了的，同时也是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摒弃“投资至上”的观念，牢固树立“消费第一”的思想。
　　
　　1、消费需求是生产发展的“第一个限制因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是通过消费过程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消灭，使生产过程得以最终实现，“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为生产创造出动力，因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生产不能脱离消费而存在，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生产难以持续下去，消费需求是生产发展的“第一个限制”因素[1]。
　　
　　恩格斯在谈到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时也曾指出，积累是最进步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积累和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处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的国家，投资会成为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手段。问题在于，投资需求属于生产消费，是为最终生活消费服务的。积累（投资）和消费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没有最终的生活消费，再多的生产投资都是无效的。在人类社会的低水平（供给不足）发展阶段，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在人类社会的较高水平（需求不足）发展阶段，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越来越明显。
　　
　　可见，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千方百计让消费这驾马车跑起来，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促动力。
　　
　　2、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这已为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美、日、英三国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4.4%、62.2%和89.7%。同期，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3%、42.5%和5.2%，消费的贡献率超过投资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之和。从更长的发展阶段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高于投资。比如，1979－2006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8%，真正发挥着第一拉动力的作用。由上可见，尽管与上述三国相比，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但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这表明，一般情况下，世界各国都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来支撑经济增长，而投资需求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走弱。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贡献率已超过消费贡献率。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总之，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是为消费需求服务的，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构成生产目的的是生活资料和生活服务，而不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仅仅表现为手段。没有消费需求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换而言之，投资的增长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有力支持，否则社会再生产难以顺畅进行。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才能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形成“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仍然十分可观。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城乡居民创造宽松的消费环境。为此，当前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确立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观念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根本转变以生产为目的、消费为生产服务的观念，真正确立以消费为目的、生产为消费服务观念，彻底克服重积累、轻消费，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虽然消费、投资和出口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归根到底，消费是根本，既是生产的起点，又是生产的归宿。只有把生产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的目的性。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构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体系，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改变我国消费率过低、促进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客观需要。从居民收入的增长率看，除个别年份外，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都普遍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79-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4%，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1%，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率2.6和2.3个百分点。与国际水平比较，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明显偏低。比如，1978-2002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NP的比重的平均值为56.97%，比英、法、加拿大、韩、日、泰国等低10-27个百分点。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得到的份额过小，导致购买力不足，生产相对过剩。我们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切实改变工资收入过低的状况，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3、调节收入分配，努力提高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我们应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积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报酬成为大多数劳动者最可靠的生活保障来源；二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三是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四是扩大转移支付，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由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高收入者，因此，提高农民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将更加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
　　
　　4、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利用社会保障机制调节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会增大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风险。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消除消费方面的谨慎心理，稳定消费倾向和支出预期。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机制在调节消费需求中的作用，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居民提供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二是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城乡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建立起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在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的基础上，稳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尽快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为农村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5、创造有利于扩大消费的体制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深化消费领域的改革，优化消费环境。一是加快清理和修订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信贷消费政策，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扩大信贷消费的规模和领域；二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对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特别是要要加强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三是加大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力度，努力为城乡居民创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四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稳定物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总之，只有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片面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尽量避免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才能确保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扩大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应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
　　

2007年11月16日